寻找国家新竞争力

寻找国家新竞争力

寻找竞争力，无论是对个人、公司，还是国家，都是个永恒的话题。

近来，经历全球金融危机风暴洗礼后，中国延续压低劳动力成本赚取利润、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做法，引发更多人士的担忧。加上出口萎靡不振、内需启动乏力，不少人因此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既不可持续，在国际上也缺乏竞争力，还容易引致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不是长久之计。

这些问题，在国家领导人的视野中，也一直被纳入考虑范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2月20~21日在广东珠海考察时，就明确提出，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真正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

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新华社专访、回答记者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时，也强调指出，我们在对待经济复苏和经济持久发展这个问题上，持十分审慎的态度，“经济企稳向好并不等于经济根本好转”，经济根本好转也还不等于经济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何在？新竞争力的突破口在哪里？很显然，国家尽管有一个“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战略方向，但具体道路怎么走，如何摆脱要素驱动依赖症，却还没有一个定论。

如何做正确，或许我们还不清晰，但什么样的竞争方法不可持续，通过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已经大概有个判断。有人说，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可以支撑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也有人说，新一轮的城镇化，通过修路盖房子，让更多农民进城、促进消费，也可支撑中国再高速增长几十年。

不可否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大量低廉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本投入的增长方式，确实为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但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国际竞争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却在《国家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率。源自廉价与充沛的劳动力、货币贬值、政府补贴、自然资源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竞争力。只有高生产率的工作才能转换为较高的国民所得。高科技以及高水平的人力，正是提供国家生产力持续成长或激发高生产力潜能的两大因素。如只一味追求贸易顺差、货币贬值或廉价劳动成本等，都会出现副作用。

波特所说的副作用，是指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往往是资金周转率低的产业。这类产业的进入障碍不高，除了时时处于失去竞争力的威胁中之外，它们有限的利润完全得仰仗国际汇率和经济的波动。

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呢？波特认为，只有从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发展。人力资源的生产率表现在他们的薪水上，资本的生产率则根据投资人的回报而定。国民的高生产率不仅带来高收入、更多休闲时间，也创造政府税收、带动公共设施，进而提高生活水平。

无独有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郑功成在最近一次演讲中也强调，国民福利的增长跟国家竞争力是正相关的。福利好了，有安全预期了，大家反倒会把精力放在产品质量提高、技术水平提升和创新、创造上。一些福利制度健全的国家，往往是高劳工成本，高人力资本的投资，高素质的劳动者，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高价格的竞争，这是一条逻辑。

看来，在寻找国家竞争力和创新突破口上，我们有必要转变观念。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和福利，说不定是一条持续发展之路。（作者系本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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