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垄断操作能力越来越成熟

中国反垄断操作能力越来越成熟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日本住友等8家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开出8.3196亿元罚单，对日本精工等4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开出4.0344亿元罚单，合计罚款12.354亿元。　　这一“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超过10年，违法情节严重”的罚单，数额创下了中国反垄断执法历史的最高值。有报道称，针对一些汽车企业的反垄断处罚，除了日本12家企业外，还涉及奥迪、克莱斯勒等另外几家整车企业，只是这几家企业的罚款金额仍未明确。

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境外企业在华业务进行的诸如反垄断、食品安全等监管力度明显加大。一般来说，无论类似于对日本12家企业的反垄断处罚，还是如同对上海福喜“问题肉”的食品安全调查，都是依法进行的单一的市场管理行为，不会有复杂的、关联性的其他目的。不过，将这些市场化行为放在一个时代背景下来看，则或多或少都体现出了一些政府政策取向和管理水平变化的迹象，可以进行一些“有趣”的解读：　　首先，中国政府致力进行的职能转变，其目的是向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迈进。加强对外资企业的反垄断、反倾销、安全调查等管理力度，是为了在当前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有序竞争、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平台，定立规矩、划下红线、依法办事。事实上，除了对外资企业进行诸如反垄断的调查外，中国政府针对高端白酒、移动通信的反垄断调查也并不少见，而这些则全是响当当的国资、民资企业。　　其次，长期以来，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始终存在，这使得内外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在中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中，这种不平等会导致外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可以比内资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消费市场作用越强，这种不平等的不良效果则越明显，最终势必导致中国消费市场成为这些超额利润的“血库”。因此，这种不平等无法消除，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不可能实现。　　再次，长期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诸如反垄断、反倾销等案件越来越大。过去中国的反制手段不多，在竞争中总处于下风，吃亏不少。因此，加强在市场规则内的反制手段和水平，是对中国提出的新考验。　　最后，中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行后，中国在此方面的操作能力已经越来越成熟。以对日12家企业反垄断处罚为例，对其汽车零部件价格垄断案的处罚：对第一家主动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日立，免除处罚；对第二家主动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处上一年度销售额4%的罚款；对只协商过一种产品的处上一年度销售额6%的罚款；对协商过两种以上产品的处上一年度销售额8%的罚款(轴承价格垄断案的处罚方式与此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涉案企业的罚款最高标准是“6%”(《反垄断法》规定的罚款区间为“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此次最高处罚“上一年度销售额的8%”，创了新纪录。这种处罚方式体现了中国式思维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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